□蒋霞萍 

　　一直有一个梦想，想写写父亲，写写父亲风口浪尖几十年的船上人家生活，写写和父亲一起，一辈子生活在扬子江、大运河的船民们。

　　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的？也许是少不更事时看了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，很是为“父亲”委屈，觉得那么伟大的父亲留在世界上的竟然只有一个背影。也许是那一年冬天，我正在上课，老师突然告诉我：“你家的船回港了，快去！你父亲在学校门口等你呢。”为了上学，七八岁就寄养在岸上的我，已经快一个月没有见着父母了，兴奋得连书包都忘了拿，就冲出了教室。在学校门口，当我远远地看到了父亲，准备扑过去时，我猛地站住了。父亲头上戴着一顶戴了十多年的驼毛马虎帽，身上穿着一套还留着一道道绗棉线印的藏青色粗布面的中装棉袄裤，脚上蹬着一双已经洗得发白的兔儿脸布棉鞋。父亲双手拢在袖笼里，背靠着学校不高的院墙，微微弯着腰，眯着眼，仰脸迎着太阳。

　　父亲是边晒太阳取暖，边等着我。

　　父亲是山东兖州人，年轻时习过武，在我眼里，父亲一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山东大汉。而现在，长年累月、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生活，父亲脸上的皮肤几乎成了酱紫色，由于清瘦，颧骨显得特别高。这会儿为了抗寒而微微弯着腰，原来高大的身形好像变得矮小了许多。我定定地站在那里，看着突然之间变得矮小、苍老了的父亲，第一次朦胧地体会到了父亲这辈子的不易和艰辛。这一刻的父亲就像雕像一样，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中。写父亲的念头，也许就是在那时候萌生的……

　　人说“南船北马”。在没有汽车、火车、飞机作为运输工具的漫长时间里，大运河是非常重要的运输航线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。运河承载着这方土地上人们生活所需要的粮食、木材、茶叶、棉布、丝绸等物品的运输，同时也承载了政治、生活和文化信息的传播。曾几何时，扬州的东关大码头船来船往盛极一时，类似于现代汽车站、火车站、飞机场，造就了扬州“夜市千灯照碧云，高楼红袖客纷纷。如今不是时平日，犹自笙歌彻晓闻”的繁盛。可是世上三大苦，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，在这个繁盛的背后，又有谁能够了解那些承载了这一切的船民们的喜怒哀乐呢？

　　船民生活是什么样的，船民生活究竟有多苦，其实很少有人知道，原因就在于在船上生活的人里有文化的人不多，而有文化的人也不可能真的到船上去体验生活，船民的生活形态，完全是独立的一条船一家人。这样了解船民生活的人就少之又少了。

　　匆匆想写自己的父亲，写和父亲一样，一辈子生活在扬子江、大运河的船民们的生活，也是因为心里还有一种担心，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陆地空中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发达，随着年代的久远，靠运输为生的水上船民越来越少，这一支人的生活终将被历史淹没，终将被人们遗忘……

　　于是，写他们的愿望就变得越来越强烈，它甚或成了一种激励我的记叙历史的庄严使命感。

　　我出生在船上，随父母在船上度过了童年，上岸读书以后每年寒暑假还会回到船上。我对船民的生活有真切体悟。记忆和情感，时间和生活，让我忘不了他们……

　　《船上人家》中的大部分作品，创作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。那时我在一家兵工厂当工人，白天工作，晚上在夜校上学，边看书、边尝试写作，每天下班写一点，日积月累居然写完了近二十篇。

　　1996年，我下海创业，经历了另外一番生活。2014年，在经营自己的企业之余，我创作了工业外贸题材的三十集电视文学剧本《凤凰涅盘》，意外获得了专家和公众好评。正是这时候，让《船上人家》面世的想法又在我脑海里冒出来。于是我翻出旧作，挑选出十多篇重新进行整理，并且开始向《扬州晚报》《南京都市文化报》等报刊投稿，同时分别征求一些老师的意见。老师们首先肯定了这个题材的独特性，但也提出了在创作水平上还有提高的空间。我自己也觉得不说和其他人的作品比，即使和自己后来的作品比，《船上人家》也还不成熟，总觉得缺点什么。我也曾经尝试对《船上人家》进行修改，但是毕竟十几个短篇都是一个风格，要完成修改其实有点无从下手。辜负了老师们的希望，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按稿子原来的模样送到了上海文汇出版社。

　　感谢上海文汇出版社的编辑们，肯定了作品的内容和创作风格，为《船上人家》的出版付出大量心血，提供面世的机会。用《船上人家》编辑鲍广丽老师的话说，《船上人家》用的是白描的手法，十分干净的文字和内容十分吻合，为社会记录了一段历史，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世人了解不多的生活世界，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。我也感谢扬州城建档案馆为《船上人家》提供了大量历史老照片，使《船上人家》这一不太成熟的作品，有了分量。

　　翻开《船上人家》，儿时非常熟悉的一幕幕立刻重现在我的眼前，我仿佛又回到了船上，回到父母的怀抱。借《船上人家》这本薄薄的作品，我感谢父母亲给了我生命，培养我读书，让我看到了他们的生活；感谢兄弟姐妹陪我长大。岁月沧桑，我永远是一个船民的小丫头……